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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飞”后的贵州习酒距离上市还有几个路口******

　　2022年，贵州习酒“单飞”这一事件备受业界瞩目。12月29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公司名称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随着更名完成，持续了近半年的贵州习酒“单飞”在2022年末告一段落。与此同时，业内有关贵州习酒上市的讨论声渐响。脱离茅台后，贵州习酒上市将不再涉及同业竞争，贵州习酒距离敲钟上市或许更进一步。

　　贵州习酒“单飞”

　　近日，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贵州习酒企业名称卸下“茅台”二字，一时间，贵州习酒挥手告别茅台走向“单飞”路再次成为业界焦点。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了解到，贵州习酒“单飞”持续了近半年时间。6月10日，贵州习酒退出茅台集团财务公司。随后，7月12日，茅台发布公告称将划转所持贵州习酒股权至贵州省国资委。同期，张德芹调任贵州习酒任党委书记、董事长。7月15日，注册资本37.5亿元的贵州习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习酒集团”)成立。7月29日，茅台完成划转贵州习酒股权至贵州省国资委。仅在20天后，贵州习酒股权再次发生变更，贵州省黔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习酒集团加入股东行列。时隔4个月，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其中，贵州习酒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此外，贵州习酒市场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随着名称变更完成，贵州习酒脱离茅台事件暂告一段落。

　　关于完成名称变更等多起工商信息变化，北京商报记者向贵州习酒发送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对方尚未予以回应。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指出，变更主体类型是为了打破原有类型对贵州习酒独立发展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实现更灵活的股权机制。不过，虽然独立上市是贵州习酒长期发展的目标，但不是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就一定是为了上市，况且以当前贵州习酒的业务规模也不足以支撑一家大型上市公司。

　　谁是酱酒第二股

　　业界将贵州习酒的变化与上市挂钩并非强行“组CP”，实际上，贵州习酒曾多次喊出上市口号。

　　据了解，早在2012年，时任贵州习酒董事长的张德芹就曾公开表示“习酒一定要上市”。而在2021年2月，习水县代表团曾在遵义市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时表示，会全力支持和推动贵州习酒上市。此外，2014年、2017年、2019年，贵州习酒都曾宣布将实现上市目标。不过，以如今既定事实来看，贵州习酒多次上市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如今，贵州习酒已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在业绩层面，曾倚靠茅台这棵“大树”的贵州习酒也在业界站稳了脚跟。12月26日，贵州习酒发布一则《致经销商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贵州习酒已实现含税销售收入超20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贵州习酒的营收目标是177亿元，如今，贵州习酒已经超额完成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脱离茅台后，贵州习酒不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贵州习酒上市路上的最大障碍已扫清。不过，由于股东变更，贵州习酒在三年内无法IPO，尽管上市障碍已经扫清，但依旧无法排上日程。此外，随着酱酒市场的快速发展，酱酒行业内，郎酒、国台酒业都是贵州习酒的有力竞争对手，届时酱酒第二股花落谁家仍不能下定论。

　　打破酱酒格局

　　对于贵州习酒而言，“单飞”意味着有了独立上市的资格。而对于酱酒行业而言，贵州习酒的“单飞”则意味着酱酒格局将要被打破。

　　离开茅台后，贵州习酒从茅台旗下产品成为市场中的独立品牌，在酱酒市场的发展空间也将更大。从产品价格带看，贵州习酒产品主打中端市场，品牌主力产品价格带分布在300-800元内。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贵州习酒京东自营旗舰店中，多款习酒产品有超50万条评价，销量十分可观。当贵州习酒独自进入酱酒市场中，中端价格带将迎来强势劲敌。

　　值得一提的是，在产能方面，贵州习酒也有着诸多优势。据了解，目前贵州习酒正在推进扩产技改，“十四五”技改(第一期)1.8万吨新产能及配套项目正在建设中。按照规划，到2026年习酒产能将达10万吨。

　　有品牌、有产能，贵州习酒这个“新”加入到酱酒行业的品牌或将成为行业内多个品牌的竞争对手。

　　沈萌指出，茅台是最知名的酱酒，但酱酒不只有茅台一个品牌。贵州习酒独立发展是从品牌角度的考虑，而无论是之前同属一家，还是之后各自发展，都只会让酱酒行业更具活力。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指出，贵州习酒的拆分独立，对酱酒品类的健康发展有利，丰富了优质酱酒的产品种类。此外，还对贵州酒业结构优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将带动贵州白酒形成了规模梯次增长的产业结构。

　　北京商报记者 刘一博 王傲/文 贾丛丛/漫画

　　·专家观点 ·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

　　“单飞”后贵州习酒的变与不变

　　贵州习酒建厂70年以来，企业发展的基因比较稳定。从茅台中拆分独立出来，从市场端来看，影响不大，因为贵州习酒长期坚持与茅台保持“跟随不模仿”的策略，从产品定位到营销策略，都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打法，而且市场也印证了这是一套成功的打法。

　　影响比较大的方面是股权结构和企业管理层面，在资本市场化、管理市场化等方面，贵州习酒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记者手记 ·

　　上市不会是任何一家企业的终点

　　持续近半年的贵州习酒“单飞”暂时落下帷幕，当贵州习酒卸下“茅台”这一前缀，虽然拥有了上市资格，但也失去了知名靠山。

　　对于贵州习酒而言，未来不仅要面临交易所响起的钟声，还要面临产品结构优化、消费客群细分、品牌锻造等诸多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加速世界大变局的演进，国际舆论场变得更为复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发展一方面推动国际传播生态变革，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国际传播带来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推动国际传播生态4大变革

　　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进一步加深，推动国际传播向着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变量，改变了国际传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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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主体发生改变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信息传播已经进入“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算法推送”的智能时代。社交机器人成为公共议题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者。以杜莎迪亚、格雷厄姆·米勒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交机器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应当被视为一种具有参与性的社会主体”。在国际重大议题的讨论中，社交机器人十分活跃且已经成为影响或干预公众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牛津大学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有81个国家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有关政治的相关信息。国际传播生态已经由之前完全由人主导转变为“人机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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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能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催生了新的传播主体，还助力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在内容采集环节，自然语言处理结合深度学习模型，在寻找新闻线索时可以挖掘出更多非结构化信息，提升内容采集的效率和质量；在内容生产环节，机器写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推动内容编辑向“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模式转型；在内容分发环节，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推荐能够准确定位国际受众，实现对特定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精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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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国际传播信息形态

　　传统信息形态主要是文字、图片、视频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国际传播形式，可以实现多模态信息结构，催生场景化、沉浸式、具身性的互动与传播。首先，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合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广泛赋能国际传播中AI形象的建构；其次，“5G+人工智能+VR/AR”的传播模式正在不断延伸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感知，以更为丰富的传播形式助力我国国际传播，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多元化路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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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辟国际传播新赛道

　　国际传播话语权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进入新媒体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国际传播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传播的局面。智能传播时代更是将这种扁平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国际重大议题中，传统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释放出更大的“声量”，从而对舆论走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传播话语权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政治、经济框架的束缚，转而进入技术竞争的新赛道。

　　智能传播技术

　　对我国国际传播的4大挑战

　　社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技术开始具体应用到互联网信息场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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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

　　社交机器人的介入使我国面临的国际传播环境越来越复杂。社交机器人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影响舆论的真实呈现。北师大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在中美贸易争端、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冬奥会、俄乌冲突等议题的涉华舆论中，社交机器人产生的信息占比在20%-30%之间，且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成为影响国际涉华舆论走向的重要因素。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工具，基于技术的智能传播也将成为未来国家间竞争的关键角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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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推荐可能成为舆论干预的工具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成为主流信息处理和分发方式，为实现精准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实践路径。算法的“不可见性”直接导致了信息传播的“不透明、不平等和不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算法推荐容易强化某一方信息和意见的风险，这种算法偏见在潜移默化中会加剧“过滤泡”效应，导致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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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伪造影响国际信任

　　深度伪造技术最初指的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像合成技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深度伪造技术已发展成包括“视频伪造、声音伪造、文本伪造和微表情合成等在内的多模态视频欺骗技术”。近年来，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政治活动迅速发展，主要包括通过换脸、重新投射、口型同步、动作传递、图像生成等方式伪造领导人照片或视频、篡改新闻事实，这让虚假信息更加难以识别，导致谣言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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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数字平台竞争

　　借助数字平台、物联网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具有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国家正在形成强大的数据话语权。以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为主导的新型跨国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收集、算法驱动、智能运转”等数字化方式，正在全面重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看待平台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发挥，值得进一步研究。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

　　3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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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国际传播渠道建设，打造全球数字平台

　　国际传播渠道不再依赖于传统媒体而是转向数字化的媒体平台。在数字平台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加深。一方面，我国在国际传播中通过“借船出海”，即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开设媒体账号达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也要有在“全球中国”的视域下思考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鼓励有技术竞争力的互联网公司开展国际化运作，通过平台出海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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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话语表达形式，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传播语境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注重话语内容创新，也要注重话语形式创新。一方面，立足中国实践，将中国话语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人工作智能、VR/AR等技术，建构基于多模态场景的话语与叙事表达。在话语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媒体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把握国际传播规律，充分了解国际受众需求，针对不同的议题选择合适的传播策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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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跨学科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新的媒介环境造就了新的舆论生态，也对国际传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部和中宣部在2018年发布的《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在国际传播工作中，需要加快建设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国际传播队伍。积极拓展本学科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既熟悉传播规律，也掌握传播规律的复合型人才，只有了解智能传播规律的人才才能有效开展国际传播工作。

　　作者：张洪忠 赵蓓 (张洪忠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赵蓓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微信公众号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